一个人当然有表达观点的自由。 但当这个人不只是普通网友，而是一个的教师的时候，问题就变了。 这不是“能不能说”的问题。 而是一个掌握权力的人，能不能把自己的歧视，带进这段关系？ 如果你是一个北京理工大学的男生。 2026年秋天，一门叫《数字时代的女性权益保护》的选修课还没开课。 你按规则选课，腾出时间，走进选课群，等待上课通知。 然后老师裴轶在群里说： 这门课“有一定的巧克力属性”，抱着要学分或看热闹心态的同学，及早退课。 “巧克力属性”是什么？ 网络梗里，人吃巧克力没事，狗吃巧克力会死。 于是，“某些同学”被暗示成了那个“不适合接触巧克力”的生命。 而你，恰好就是“某些同学”之一。 你还没有进入教室，已经被定性为不能吃巧克力的狗了。 那么，你坐在那个选课群里，面对一个将来要给你打分、批作业、写评价的人。 你会不会觉得，自己好像那条狗啊？ 还好，北理工在大堆“狗的吠叫”中从善如流，把这位裴教授的课给停了，好像后续还有一些操作，不过我没注意。 但这个处理意见，也让很多人不高兴。 比如有人说，人家杨笠也说“男人普通又自信”，为什么没人让她下岗？ 作为标志性人物，人家现在还是过得好好的。 这个，真的不一样。 因为杨笠站的位置叫剧场，她手里拿的是麦克风，观众手里拿的是门票。 你不爱听，可以随时离开，可以批评，可以下次不买票。 她和观众之间虽然存在冲突，但本质上仍然是两个成年人，在一个可以退出的公共空间里。 教师是不同的。 教师手里还有： 平时成绩； 课堂评价； 结课作业反馈； 推荐信； 学术资源； 学生未来发展的隐性机会。 简单说，教师手里有权力。 所以，问题不是“老师能不能说尖锐的话？” 当然可以。 但当一个人手里握着别人的机会和前途时，他的偏见会不会变成别人的困境？ 杨笠手里只有麦克风，教师手里还有成绩册。 2022年，美国得州普弗卢格维尔（Pflugerville）一所中学。 一个黑人学生问老师： “你是种族主义者吗？” 老师回答： “在我心里种族优越感很强，我觉得自己的种族更优越。” 视频传播后，普弗卢格维尔独立学区宣布，不再雇用这名教师。 很多人会觉得： 这是不是因为美国种族问题太敏感？ 不是的。 因为那个学生不能像关闭一个脱口秀节目一样关闭老师。 他每天要进入这间教室。 仍然要举手。 仍然要回答问题。 仍然要接受这个人的评价。 他真正害怕的不是一句话。 而是： 这个人的判断，会不会变成我的麻烦？ 美国关于教师表达自由的争议一直存在，但公立学校教师面对的是未成年人、义务教育环境以及无法自由选择课堂的学生。 所以同一句话： 普通网友说，是观点； 而教师说的话，很可能成为学生必须承受的环境压力。 课堂不是微博。 权力关系会让同一句话变得非常重，重到你分不清是观点，还是威胁。 还有一个案例，是关于医生的。 上世纪1980年代，一名女性患者因为胸闷、呼吸困难被送医。 分诊过程中，她被认为更像焦虑问题，而不是心脏疾病。 但后来进一步检查发现，她实际患有的疾病是心肌梗死。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错误？ 因为医学界长期存在一个问题： 很多疾病研究和临床经验，更多以男性症状为标准。 比如心梗，男性的典型症状是胸痛。 但是，女性心梗的表现，更多表现为恶心、疲劳、下巴疼痛、呼吸困难...... 更糟糕的是。医生脑中往往已经有一个预设——“女性更容易紧张。” 于是，真实的身体信号，却被翻译成——“她只是情绪问题。” 医生没有辱骂她。 甚至可能真心想帮助她。 但医生手里有： 诊断权。 检查权。 转诊权。 当偏见进入判断过程，一切资源就开始倾斜了。 这就是为什么权力关系中的偏见需要被特别警惕的原因。 因为它不一定表现为一句恶毒的话。 它可能表现为： 一次没有安排的检查。 一次被忽略的诉求。 一次被降低优先级的机会。 最后要说一下，我之所以说裴教授违法，不是基于所谓义愤。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》第八条规定： 教师应当关心、爱护全体学生，尊重学生人格。 《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》规定： 关心爱护学生……不得歧视、侮辱学生。 并要求教师在招生、考试、推优、保研、就业、绩效考核、岗位聘用、职称评聘、评优评奖等工作中坚持公平诚信。 《教师法》第三十七条规定： 教师品行不良、侮辱学生，影响恶劣的，由所在学校、其他教育机构或者教育行政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或者解聘。 是的，我的判断是有依据的。 依据就是《教师法》。 为什么法律要求某些职业承担更高的义务。 “尊重学生人格”不是一句漂亮话。 它是因为教师拥有评价权。 拥有评价权，就意味着必须约束自己的偏见。 这篇文章不是替男性报仇（虽然被比作狗我确实不太高兴）。 也不是想把女性主义打成反派。 杨笠可以继续讲。 网友可以继续争论。 公共空间本来就允许尖锐表达。 但课堂、诊室、答辩现场、推荐信背后，是另一种关系。 普通人的